1949年，抗日烈士谢晋元的遗孀凌维诚，请求上海市长陈毅，给她一个房子，陈毅当即下令，把吴淞路466号的房产赠予她，不料，她竟带着几个年轻男子一同入住。

　　凌维诚本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，她的父亲是个富商，从来没让她吃过苦，如果她没有认识丈夫谢晋元，或许她会一生富贵。

　　1929年，凌维诚认识了黄埔军校毕业的谢晋元，两人互相欣赏很快就走到了一起，凌维诚的父亲劝她：“跟着他，你可能会吃苦的，你还要和他在一起吗？”

　　凌维诚坚定地点头，见她如此坚决，父亲没有再说什么，凌维诚和谢晋元结婚后曾过了一段甜蜜的生活。

　　然而，1936年淞沪会战前夕，谢晋元将身怀六甲的妻子送回广东蕉岭老家，离开时，谢晋元仅仅握着凌维诚的手说：“等打完仗，我来接你们。”

　　之后，谢晋元率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，而远在广东的凌维诚各种不适应，她在上海长大，本就是个千金大小姐，根本做不来农活，但看着家里的孩子，她强迫自己去学。

　　于是，她用弹钢琴的手第一次扛起锄头下地插秧，在蚊虫肆虐的土坯房里生下幼子谢继民，邻居们笑话她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她听到了也只当没听到，只是每晚都躲在被窝里哭。

　　后来，凌维诚知道稻谷要晒三个日头才能脱粒，发现四岁的小女儿高烧是因为疟疾蚊，在田埂上教孩子们认字......为了吃饱饭，她甚至把结婚时的翡翠耳环典当了。

　　1941年，丈夫谢晋元被叛徒刺杀的噩耗传来，凌维诚在祠堂里枯坐三天，直到大儿子扯她衣角：“妈妈，我饿。”

　　凌维诚才忽然惊醒，丈夫在离开前曾让她好好照顾孩子和自己，让她要好好活着，即使丈夫不在了，但这不是让她倒下的理由，她们的孩子还在等着她吃饭。

　　那天之后，凌维诚似乎变了，这个曾经见血就晕的富家女，开始背着竹篓翻山越岭卖草药，用粤语夹杂上海话跟药铺老板砍价：“再添两个铜板，孩子等着买课本。”

　　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凌维诚带孩子回上海，黄浦江码头依旧繁华，可上海早已物是人非，凌维诚的娘家破产，房产被占，她和孩子只能像野草一般挤在亭子间。

　　而在这期间，她遇到了丈夫谢晋元曾经的部下和遗孤，有些人没有干活能力只能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，那时候的上海物价飞涨，吃不饱饭的人多得是。

　　看到这一幕的凌维诚双眼通红，这些都是跟着她丈夫上过战场的战友呀，凌维诚颤抖着握住他们的手：“从今天起，我让你们吃饱饭。”

　　这一刻她才明白，比起战场上的牺牲，活着的人要承受更多的煎熬，后来，凌维诚陆陆续续又遇到其他的四行仓库守军的遗属，她一直在默默接济对方，直到连亭子间的租金都付不起。

　　凌维诚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她必须要找人帮忙，这些都是抗日烈士的遗孤，而她自己也是烈士遗孀，应该找一处地方安顿下来。

　　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凌维诚鼓起勇气给上海市长陈毅市长写信：“恳请政府给孩子们一个安身之所。”陈毅得知这是烈士遗孀和遗孤，当即下令，把吴淞路466号的房产赠予她。

　　很快，房子交到了凌维诚手中，她带着孩子和几个面容憔悴的年轻男子一同入住，路人看到后纷纷窃窃私语：“谢家寡妇怎么带野男人回家？”

　　外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些都是抗日英雄和阵亡将士的遗孤，这些遗孤最大的左腿装着木制假肢，是谢晋元旧部的儿子；最小的才十六岁，父亲牺牲时他尚未出生。

　　后来，凌维诚把这个三层楼房收拾好，成立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，陆陆续续接济了不少行动不便的遗孤。

　　有了住的地方，开销也越发大，凌维诚白天教他们织毛巾、做肥皂、糊火柴盒，成立孤军牌日用品，上海市民得知孤军牌日用品的来历，纷纷排队抢购。

　　不但如此，凌维诚还在院子里教他们读书识字，当她在黑板上写下：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时，大家都双眼通红。

　　这栋洋房成了最后的孤军营，住在这里的人，衣服虽旧却洗得干净，1973年退休后，凌维诚依然在吴淞路466号接待各地来访的老兵，有人劝她：“您该享享清福了。”

　　她抚摸着谢晋元的遗像说：“他用生命守住四行仓库，我要用余生守住这些活着的英雄。”

　　1983年，凌维诚在卧室安详离世，儿子为她整理遗物时，在樟木箱底发现二十多封未寄出的信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。

　　这些信是写给阵亡将士家属的慰问信，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107个名字，每个名字后面都有标注“病故”“回乡”.......

　　凌维诚虽然没有上过战场，也没有指挥过千军万马，但她用大半生守护着战火中最易被遗忘的人，真正的英雄主义，从来不只是战场上的呐喊，更是废墟中执着点燃的微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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